2021年，梁红斌在大别山采集标本。
■本报记者 李晨阳
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（原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）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量。近1000万号动物标本中有750万号昆虫标本，而在这些昆虫标本中，至少有100万号是由该所副研究员梁红斌带队采集的。
当他本人报出这个数字时，同事们的第一反应是“梁老师，您也太保守了吧！”“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，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”梁红斌说，“我就是想，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为了采集这些标本，过去20多年间，他累计野外考察40多次，行程20万公里，足迹“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”。
院士门下的“玩”虫人
梁红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“玩虫子”是家常便饭。1992年，他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动物所）攻读硕士，拜在中科院院士、昆虫学家张广学门下。
1994年初夏，他连坐72小时的绿皮火车远赴新疆乌鲁木齐，又乘长途汽车辗转来到塔城植保站。第一次野外工作，他蒙了。眼前青青的大片麦田不乏飞虫走豸，但如何找到此行的目标麦双尾蚜让他一筹莫展。好在植保站老站长符振声很有耐心，手把手地教导他。
符站长年纪大了，眼睛有些花，几乎是趴在地里找蚜虫。这一幕深深刻在梁红斌脑海里，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学工作者的最初画像。
博士毕业那年，所里的老科学家虞佩玉找到他，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甲虫类群，梁红斌答应了。20多年后，虞佩玉逝世，没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。在使命感的驱动下，梁红斌再次接手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。
梁红斌10年间至少7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，寻找一种负泥虫。终于在2021年采集到新鲜标本，并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。这个新种被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，以纪念虞佩玉。
有人会问，付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，只为寻找一种并不起眼的小虫，发表一篇影响因子可能不会很高的论文，这真的“值”吗？但在梁红斌闪烁光芒的眼睛里，答案早已不言自明。
负重前行的“金牌队长”
2000年，梁红斌参加“中美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联合考察”，第一次被委以昆虫考察队领队的重任。
丹珠河谷连绵不断的大雨，驿道上挥赶不尽的蚊虫和蚂蟥，让本就繁忙的采集工作更加艰辛。
“半个月，几乎没有晴天，大家洗的衣服鞋袜都是烤干的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袜子烤糊甚至烧着。”梁红斌笑着回忆。
比起自然条件的艰苦，团队里的各种人事纷扰更让梁红斌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身份背景，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声音……一次次的处理斡旋中，梁红斌展现出作为一个可靠“队长”的素养。
从那以后，他逐渐成为动物所野外科考的一块“金招牌”，多数重要考察都由他带队出征。
考察队员的“保护神”
晚上灯诱昆虫，招来的胡蜂却是一个大威胁。“只要发现胡蜂，梁老师都会让我们退后，自己拿出30厘米长的大镊子，将胡蜂快速夹住抛入酒精瓶中，为大家排除安全隐患。”队员尹浩东说。
野外作业很辛苦，学生往往深夜才整理完标本，连洗漱的心思都没有了，只想早点睡觉。梁红斌却和当地人坐下来交心攀谈，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、路况信息甚至风俗文化。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，能决定接下来采集的成败，也关系到团队的安全。”梁红斌说。
“身先士卒”“对年轻人特别照顾”“有梁老师带队，总是特别安心”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是梁老师在为我们负重前行”……跟着梁红斌一起走南闯北的学生都对他满怀感情。
梁红斌对学生照料有加，对自己却有点不够意思。一次灯诱时，有只飞蛾钻进了他的耳朵。野外没有医疗条件，出差回来后又事务繁忙，等到近一个月后他去医院把飞蛾取出来时，他的鼓膜都凹陷了。
党旗飘扬在“一带一路”
2009年4月，梁红斌等人踏上了蒙古国的土地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考察。“队员们受了不少罪、流了不少汗，但斗志不减、顽强拼搏，给蒙古的科研同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”梁红斌说。
如今，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，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更广的土地上。
“我们的一大创举就是在野外建立了临时党支部。”梁红斌自豪地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2001年到2021年，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共成立了20多次野外考察临时党组织。从大江南北走向“一带一路”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党旗都高高飘杨。
“在一次外出科考中，梁老师与我攀谈时得知我还不是党员，就说‘作为知识分子，你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’。”队员黄正中回忆道，“我这才意识到，梁老师一路上的所作所为，正是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呀！”
“特别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，党支部就是旗帜，就是冲锋号，最繁重的工作必须党员带头，最危险的工作必须党员承担。”梁红斌说。此时这位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眼睛里再次闪烁明亮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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